曹聚仁

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，说：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&34;专卖鸦片&34;和&34;统一币制&34;的两大政策。

这两件事，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，大家认为无法整理，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，办得有头有绪。

所以某君叹息道：&34;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，咸以积重难返，诿为难办；何以日人一刹那间，即毕乃事？&39;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

&39;此为国人一大病根！

&34;

岂独&34;病根&34;而已哉！

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，也就在这肺痨病上。

一个社会，一个民族，到了衰老期，什么都&34;积重难返&34;，所以非&34;革命&34;不可。

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；在过程中，好人，坏人，与不好不坏的人，总要杀了一些。

杀了一些人，并不是没有代价的：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，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，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。

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，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，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。

法国大革命的成功，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。

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，总是反了常态。

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，做了牺牲；革命进程中，旧势力一时躲开去，一些也不曾铲除掉；革命成功以后，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，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，杀了一大批。

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，辛亥革命成功了，袁世凯拿大权，天天杀党人，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；这样的革命，不但不起隔离作用，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；因此民国以来，只有暮气，没有朝气，任何事业，都不必谈改革，一谈改革，必&34;积重难返，诿为难办&34;。

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。

这种反常状态，我名之曰&34;杀错了人&34;。

我常和朋友说：&34;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，但&39;流血&39;不可流错了人。

早杀溥仪，多杀郑孝胥之流，方是邦国之大幸。

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，倒行逆施，斫丧社会元气，就可以得&39;亡国灭种&39;的&39;眼前报&39;。

&34;

《自由谈》，四月十日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署名何家干。

）